兩性教育—從愛因斯坦,居里夫人談起

   曾經有位老師在班上舉行一個測驗，他微微提起蓋滿鳥籠的黑布，只露出籠中鳥細細的雙爪，然後就要學生寫出籠中鳥的名字。就在大家一時傻眼不知如何回答時，卻有一位學生上前交卷，老師在驚訝之餘收下他的考卷，才發現該生卷上一片空白，甚至連名字也沒寫。老師就問：「你叫什麼名字？」，只見該生微微提起褲管露出細細的雙踝，戲謔地反問：「你說呢？」。這也許只是一個笑話，但在目前的教育情境中，我們的兩性教育就像那隻籠中鳥，而教育工作者則像那位以測驗瑣碎知識為目的的老師。什麼是兩性教育？我們又該何去何從？

    其實，對兩性教育的定義與論述，不論是在學界或大眾認知中，一直是各有主張也互有分歧的。我個人以為，兩性教育不只是心理或生理的性教育，也不只是性侵害的防制與補救，更不只是兩性交往的規範與守則。兩性教育是『尊重與自由』的全人教育，它不僅要突破身體的禁忌，更要破解傳統禮教的束縛與跳出社會認知偏差的框架。它是急迫且全面性的重要課題，絕非只是『婆婆媽媽』的抱怨而已。1990年民間國建會的「二陳事件」就透露出學術界對兩性教育的認知偏差與歧視、忽略。當時，陳若璋先生的研究報告題目是『婚姻暴力』，由陳其南先生擔任評論人。陳其南先生在評論時表示：「民間國建會大費功夫集合學者專家，本意在研討『國家建設』大題，相形之下，論『打老婆』這個問題顯得『婆婆媽媽』」。他認為「學界倫理的重建才是更刻不容緩的問題」。陳其南先生以研究中國傳統家庭而知名，竟出此言論，以此推論之，一般學者對兩性教育在社會認知架構中的重要性，我們是很難有所期待的。身為教育工作者，念茲在茲，在教育下一代時，「兩性教育」能不成為必要且急迫的課題嗎？

    然而，令人憂心的是，站在第一線的老師，對兩性教育的認知仍有許多盲點，甚至是偏頗與僵化之見。今年5月，我在日月潭參加中等學校教師輔導知能研習會，有一堂課是『兩性的平權教育』，教授從女性主義切入，談兩性的權利與義務，談兩性在社會、職業與家庭等等的角色扮演與價值標準。在討論過程中，我很訝異許多老師竟都以為目前社會上已幾乎達男女平等（平等與平權的差別，在此不予討論），至於其他所謂不平等者，乃受限於先天的男女的生理差異，無法也不該強求平等。這許多老師中，甚至包括相當比例的女老師。至於，視女性主義為洪水猛獸者，更是大有人在。遺憾的是，有許多女老師也如此認為。為使大家更瞭解社會價值對男女評判的雙重標準，教授特別描繪了一群科學家的研究景象做為例子。首先，我們發現很習慣地會將這一群科學家聯想成是男性的，這其實是對職業性別的成見，也是對男女智力高低的成見。其次，當男科學家為了研究而不眠不休乃至忽略家庭時，社會輿論對其往往持正面肯定的評價，認為其努力工作、犧牲個人、為人類福祉而奮鬥；然而，當女科學家為了研究而不眠不休乃至忽略家庭時，社會輿論對其往往持負面否定的評價，認為其過份投入、未盡人妻人母之責、而且搞不清楚自己的角色扮演。為何婚姻中，角色被設定、選擇自由被剝奪、被迫犧牲自我的都是女性？這種要求標準是誰去規範的？被誰允許的？公平嗎？

    課堂中，教授舉了一個實例，曾經有一位妻子想辭掉工作回到學校攻讀博士，她向先生徵求意見，先生卻反問她：「妳要學位還是床位？」 。如此乖謬的回答，當時竟然有一位男老師回應：「這婚姻是她自己選擇的，她要對自己的選擇負責」。婚姻是彼此的選擇與承諾，為何要女方一人承擔？被迫二選一的為何也是女方？當你在巷子中遇到搶匪，搶匪對你說：「走這一條巷子是你自己的選擇，你必須對自己的選擇負責，你要命還是錢？」，你認為這合理、公平嗎？此外，常常有男人在私底下會以鄙夷的口氣”指責”遭強暴的女人：「哼！誰叫她穿得那樣暴露！誰叫她那麼晚還獨自走在暗巷中！」，為何男性在兩性關係中扮演搶匪而不自覺？如此惡質的霸權意識，實乃充斥在社會、家庭及任何兩性相處的環境中，兩性平權的社會仍只是遙遠的憧憬。

    科學，將人類社會由迷信、專制、落後帶領到自信、民主、進步。然而，被曲解與淺視的自由、開放與平等卻也同時成為國家機器操控者緊守少部分特權與禁忌的絕佳迷障和手段，兩性平權的問題便是如此被麻木與模糊了。即以科學為例，大家對科學的印象大都是客觀、理性和公平，然而就因為如此的刻板印象，科學社群反而可能是男性沙文主義最堅實和最後的堡壘之一，尤其可能是最不易被發現的堡壘。在此，我想舉愛因斯坦和居理夫人兩位作為例子，來說明科學迷障的弔詭與可載舟覆舟的危險特質，並期待從中汲取思考兩性平權問題的源頭活水。

    1921年愛因斯坦獲頒諾貝爾物理獎，他搭長程火車專程到瑪蕾克(Maric)的住處，然後把所有的獎金轉贈給她。她一生沒有發表過任何一篇以她之名為名的學術論文，但卻逐漸成為八、九０年代西方女性主義的科學史與科學哲學家注意的對象。瑪蕾克是誰？她是愛因斯坦的大學同學也是他的前妻。

    瑪蕾克比愛因斯坦大四歲，自幼聰穎過人，她在E.T.H.（一所以男性菁英為主的理工大學，被稱為中歐的M.I.T）的成績與表現大概都比愛因斯坦優秀。從1900年起，愛因斯坦便經常在寫給瑪蕾克的情書中提及「當我們兩人一起合作把關於相對運動的研究推向成功時，我將會多麼快樂與驕傲！」、「我們的研究」、「我們的論文」等等。什麼是「我們的論文」？甚至俄國物理學家Joffe(X光發現者欒琴的助手)宣稱，他曾見過愛因斯坦於1905年三篇劃時代的論文（光電效應、布朗運動、狹義相對論）上的原稿簽名是「Einstein-Maric」。為什麼後來Maric的簽名被去掉了？

     從相識到1910年左右，瑪蕾克一直負責解決愛因斯坦物理學研究中所遭遇的大部分數學問題。瑪蕾克在1910年為愛因斯坦生下第二個兒子，因日漸繁重的家務而迫使她對愛因斯坦研究工作的貢獻急速減少，而同時愛因斯坦的學術聲譽則正如東昇的旭日。兩人日漸生疏，1916年兩人決裂，1918年正式離婚。不論離婚的真正原因為何，研究愛因斯坦的歷史學者、傳記作者及許多的科學家們（當然大部分都是男性）幾乎都固執地認為，有關瑪蕾克對相對論的研究貢獻其證據並不充分，充其量是使戀愛中的愛因斯坦特別具有創意。在歷史中，瑪蕾克是沈默的；在愛因斯坦的傳記中，她的形象則多半是負面的。

    如果相對論不是愛因斯坦獨力完成的，是有損愛因斯坦的面子還是男人的面子？在男性為主導的歷史論述權力空間中，捍衛的恐怕不是歷史的真相，更不是愛因斯坦的智慧形象，而是由科學成就（智慧高低的最有力明證）打造的男優女劣的客觀〝事實〞與保障的男性霸權空間。難怪西方女性主義的科學史與科學哲學家要以瑪蕾克為女性主義論戰的反攻起點。

    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科學革命之一有沒有可能是女性的智慧結晶？十九世紀末，以經典力學、經典電磁場理論、經典統計力學為三大支柱的經典物理大廈已經建成，而且基礎牢固、宏偉壯觀，許多物理學家感到陶醉甚而斷言往後已難有作為。以男性思維主導的物理學似乎遇到瓶頸而急需要另類思維予以醍醐貫頂。打開二十世紀物理學大門的兩把鑰匙之一的「相對論」，其原始想法難道與女人欣賞均衡對稱之美、直覺懷疑男人絕對權力等等取向沒有關連？如果有，坦然鼓勵並接受女性的智慧以與男性智慧相激盪，「陰陽調和」或許正是解開宇宙秘密的咒語與法門。

    相較於瑪蕾克的〝自廢武功〞與其先生科學成就造成的陰影與抑鬱，居理夫人是堅毅而幸運的；然而，相較於同樣身為科學大師的愛因斯坦而言，居理夫人則倍受不公平待遇與束縛。原因似乎只有一個，因為居理夫人是一個女人。

    1903年，居理夫人與居理共同獲得諾貝爾物理獎，居理於1905年入選為法國科學院院士，居理夫人則遲至1911年才經人推薦而角逐院士的席位。那次選舉異常〝慘烈〞，因為反對者高呼「婦女不可成為法國科學院的一員」而企圖全面封殺「這個女人」。結果，居理夫人以一票之差落選，頒不出去的「遲來的榮耀」成為法國科學院性別歧視的歷史鐵證。

    即使在1911年年底，瑞典皇家科學院頒給居理夫人諾貝爾化學獎，使她成為史上第一位獲頒兩座諾貝爾獎的偉大科學家，但是法國科學院的男性院士仍因性別歧視而眼盲心盲，始終摒棄居理夫人於科學院的門外。不僅法國如此，美國亦然。甚至在1920年，居理夫人以英雌般的形象訪問美國時，許多菁英貴族大學都拒絕授與她榮譽學位。

    法國科學院不只封殺居理夫人，還封殺她的女兒伊蓮-居理。伊蓮和其先生於1935年同獲諾貝爾化學獎，其先生於1944年（因二次世界大戰而有所延遲）順利地入選為法國科學院院士，但伊蓮-居理兩次參加角逐，兩次都被踢出門外。一直到1979年法國科學院才容納了「一位女人」，而英國皇家學院也遲至1945年才有女性院士。在二十世紀初，由於女性主義者的爭取，許多地方的女性已有投票權和就學的機會與權利，為什麼號稱理性、公平的科學族群，反而在兩性平權的潮流中緊抱著「男性沙文主義」的浮木呢？

    許多的科學家以為「任何事物在真理之前必須低頭」，世人也紛紛棄宗教的迷信而投靠這個新的信仰。然而，真理如何辨識？一般人都清楚地瞭解「知識」絕不等同於「真理」，只要是一種知識、理論，它對來自任何方面的挑戰都必須是開放的。但奇怪的是，科學理論往往被認為等同於真理，這或許與它強調數據、實證的客觀、中立形象有關。可惜的是，數據成為新的迷信與偏執，甚至是真理的仿冒品。過份偏執於量化的「唯物科學」像魔咒般地麻痺了科學的辯證能力與開放屬性。十九世紀初，「頭顱學」、「體質人類學」等成為人文科學中的顯學，他們以鐵的數字指出「女人腦袋的平均容量與重量均小於男人」、「女人是進化不全的男人」等等，來說服世人相信女人天生就不適合智力活動及科學研究，進而名正言順地限制、扼殺女性的機會與成就。對於傑出的女性科學家如居理夫人，則一致認為其純屬例外。1922年，法國醫療學院為表達對居理夫人發現鐳及「居理療法」的敬意，由六十四位院士聯名推舉居理夫人為法國醫療學院院士，而且打破慣例，不必接受候選人的資格審查，同時當年有意問鼎者也都自動讓賢。院長在賀辭中，真誠地表達了對「這位婦人」的尊敬與歡迎，可惜最後卻說「但除了您之外，有別的婦人配嗎？」。居理夫人只是異類、例外，科學家們拿著「科學」這個男性沙文主義盾牌，依然臉不紅氣不喘，理直而氣壯。

    科學，可以載舟亦可覆舟，在改善人類生活的巨大成就中，科學建立其權威的地位，卻也自以為是地養成了專制的惡習。在「數字、知識、科學」的專制背後，事實上隱藏了更深刻的權力與利益。權力與利益是科學幕後的黑手，假設與邏輯辯證是逼真的皮偶，幕前演出的則是一場華麗炫目的偽科學大戲。文明成為哀歌，數字淪為幫凶。

    其實，科學一直是最能糾正自己錯誤的開放性知識體系，整個科學發展史就是一部不斷修正錯誤、提出創見、反覆驗證的歷史。在二十世紀的今天，名生物學家古德(S.Gould)等人，以現代精密的多變數回歸分析十九世紀的「頭顱學」等顯學，發現其數據與結論之間的推演過程非常有問題。科學終究還是以其科學的本質解救了自己而免於淪亡。我們相信，科學可以治療人類的傲慢與偏見，更可以治療科學家的傲慢與偏見。